衛福部從2000年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案，經由醫療改革基金會爭取10多年，23年之後，「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」終於要在2024年元旦上路。
醫預法規定，發生醫療事故，醫院必須成立關懷小組，衛生局介入調解，病家不能直接控告。
其實，醫療糾紛是醫病雙方最大的痛點，醫生承受的壓力不亞於家屬，有的醫生忍受不了內心的負擔，還走上絕路。
一旦醫師被家屬控告，要怎麼面對？
一位曾經遭遇醫療糾紛以及醫療訴訟的醫師，後來以刑事、民事，雙重反控家屬誣告，他又藉由寫作，自我醫治整起事件帶來的傷害。
他雖然獲判不起訴，從被告變成原告，官司卻也前後纏鬥5年。現在的他逐漸超脫醫糾帶來的陰影，對自己的醫術更有信心，立志要協助同儕學習處理類似事件。以下是他的自述，本文最後則是熟悉醫療和法律的專家評論此案：
每年到了11月4日，總會讓我想起2011年的那一天。
那時候，我在一家區域醫院工作，一名高血壓病人因為冠狀動脈嚴重阻塞，胸痛胸悶，11月1日接受檢查。經過和心臟內、外科同事討論，由我出面向病人及家屬說明3種治療方式、分析利弊和風險。
病人和家屬選擇繞道手術，我明確告知這類手術一般死亡率有1%，以病人的情況來說，死亡率是3%，是三倍之多。我在不同場合對著不同家屬總共說明4次，即使是11月4日手術當天，我第4次提醒，對方仍願意要開刀（延伸閱讀：醫病關係：如果病人死於成功率99%的手術）。
就在手術完成，關閉胸骨的那一刻，病人突然惡性心律不整，我緊急做體外循環，重新檢視每個繞道接口，最後並放置葉克膜急救。可是，病人血管嚴重硬化，發生全身散在性出血。手術完畢約凌晨2點，我走出開刀房，跟大女兒解釋病情，她只丟下「我們法院見」的話（延伸閱讀：醫師不要在手術結束後說這句話）。
本案醫生在手術前告知家屬，病人死亡率比一般人高，無奈還是被告。
病人於5日凌晨轉入加護病房，病況急轉直下，到了晚上，沒有心跳，只剩下葉克膜機器支撐（延伸閱讀：吳肇鑫：幫幫遭遇醫療糾紛的急診醫生和病家）。
6日凌晨2點多，值班醫師告訴家屬死亡事實，豈料對方心生不滿，拒絕拔管，要求不能停止葉克膜運轉，不准遺體移到往生室，任其開始腐敗（延伸閱讀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：集體醫責險減少醫糾訴訟）。
接下來，家屬更端出一連串非理性行為：在11月7日有2、30名黑衣人陪同到院，輪番探視病人，讓加護病房同仁心生恐懼，頭七夜間在醫院大廳披蔴戴孝、招魂。
他們不願意協商，醫院高層引導他們逕向警方報案，找衛生局協調，利用公權力進行調查。他們要求醫院提供開刀房人證、錄影帶，並且以業務過失致死為由，向我求償800萬元。
本案醫師難以承受被家屬控告手術失誤，情緒一度十分低落。
醫療糾紛被告進出地檢署 心情悲戚
往後的一年，我接受刑事調查，天天烏雲罩頂。第一次遇到黑衣人針對我而來，內心非常恐懼，擔心遭到不測，我買了3000萬元壽險，家人也隨身攜帶防狼噴霧劑，承受不小的精神壓力（延伸閱讀：GOOGLE評論決定醫院診所聲譽，醫病關係變好？還是變壞？）。
那一年，我從台北到桃園出庭至少三次。生平第一次進入地檢署，看到自己和一堆刺龍刺鳳、貌似黑道的人一起，等待檢察官傳訊，不禁懷疑我是做夢嗎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悲戚之情襲上心頭。
出事的第一個月，我每天都認真反省，到底什麼地方做錯？為什麼病人有事故？我是心臟外科，醫療糾紛風險本來就比其他科高，為什麼偏偏就遇到了？更懊悔的是，為什麼要接這台刀？我以後還會不會再碰到醫療糾紛？我是否該轉到診所呢？
我那時是第七年主治醫師，有移植心臟的能力，相當醫學中心的主任，技術純熟，已經到了若是手術失誤，別人也無法解決的境界。手術中緊急體外循環急救的病人，很少有救不回來的。在那個烏雲罩頂的11月，我還開了10多台刀，沒人出事，終於我把事件歸因於是這個病人的動脈硬化太厲害了。
處理醫療糾紛 寂寞孤獨
面對醫療糾紛這條路，我寂寞又孤獨。
醫院除了幫你付律師費，社工幫你到衛生局協調，並不會支持你，同事間避而不談，也沒有辦法安慰打氣。醫院高層主管說，如果上媒體，也只是一天而已，忍一忍就過去了，甚至有醫界大老認為，外科醫師被告一下，只不過損失點時間，陪同開庭而已（延伸閱讀：淡水馬偕醫院護理師手指被打到骨折）。
可是，我沒有犯錯啊，為什麼會有這種遭遇？更何況我是重症科，對醫療糾紛事件，早就心存警戒，小心以對。
回想在台大醫院，從擔任總醫師的第一天，因為要替主治醫師向住院病人解釋手術，學長就交代我，要錄下內容。幾年後，我買了兩個醫責險，手術、病歷也很慎重記載，然而，當真的碰到了，仍然需要勇氣去面對。
想著想著，我終於想通了。只要還在醫界，醫療糾紛怎麼樣都躲不掉，連某醫院院長也被告過，這不是醫術厲不厲害，這是天意！因此，我就不再鑽牛角尖了。
幸好我解釋病情都有錄音，影響了檢察官的辦案態度，在庭上頻頻質疑對方，好像和我站在同一邊。因此，我建議醫師看診一定要錄音，如果不幸被告，狀子務必清楚記錄當時經過，用螢光筆標記，便利法官快速閱讀，以斷是非。
醫病雙方都不希望發生醫療糾紛，醫預法希望化解雙方爭議。
寧願減薪 進入醫學中心
這件醫療糾紛也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原本我只想待在區域醫院，可是，我如果想要在醫界發聲，提醒大家關注醫糾，改革醫療，就必須往上爬，達到某種職位，才能產生影響力，引起注意。
於是，我離開區域醫院，到醫學中心，寧可月薪少1、20萬元；我犧牲休閒時間，在粉絲專頁撰文抒發心情，和其他醫師共同創立醫勞盟，甚至後來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，到醫學院教書，都和這起醫療糾紛有關。
就在獲判不起訴之際，我決定反告這三名家屬，而且分別以三個當事人、三個案件進行。當對方也獲不起訴，我採取「判決後七日內再議」，更新檢察官覆查，同時以民事控告他們，向三個人各求償精神損失80萬元，一共240萬元。
結果，刑事、民事第一審，家屬都獲判不起訴，我上訴到二審，等於告兩次刑事、兩次民事，讓他們三個人各經歷四個案件，每個人要付四次律師費。我算過，光是請律師就要30幾萬元，加上他們必須從外縣市到桃園出庭，還要額外支付律師車馬費！
我的反告讓檢察官、法官追查他們好幾年，從來沒有醫師是這樣對付家屬，連法界人士也沒見過這種手法。我把這過程寫在臉書，甚至他們寄來訃文，要我去參加喪禮，我也拍照張貼，讓外界知道他們全家族的名字。
反告家屬 三項原因
我不是為了出一口氣，也不是追求公平正義才告他們。我告他們，除了證明我不是他們口中的庸醫，也有其他目的：
第一，他們任令親人的遺體腐壞，荒謬之至，我要替天行道，幫死者教訓家屬。
第二，我希望法界省思，為什麼可以讓人民浮濫控告？家屬不用花錢，做個筆錄，就可以控告醫生？如果每個醫師都像我這樣，把一個案件變成五件，放大醫糾案件，法界會過勞死。
第三，不是每個醫師都能走出訴訟歷程，有人從此一蹶不振，甚至精神憂鬱。事實上，被告的醫師都希望能夠反告，我是拿自己當實驗，當作教材，示範可以怎麼告回去。
本案醫師藉由著作抒發心情，寫下自己面對醫療訴訟的經過。
我這樣做，對家屬產生很大的嚇阻力，這是我對醫界的貢獻。如今，10多年過去了，不知道那三個家屬有沒有懊悔當時的訴訟？等我那天在醫界位居要角，我要問他們，這些年有什麼省思？有那些改變？
其實，我因為醫糾官司，已經在醫界成為不向控訴者妥協的象徵。
2014年底，我在急診室幫一名80歲、沒有呼吸心跳的婦女裝葉克膜，她後來證明是主動脈剝離，我向家屬解釋可能不治時，竟遭毆打，胸部有傷痕。基於自衛，照了自拍照，放在臉書，轉貼幾百次，向警察局提告，也上了媒體（延伸閱讀：醫療暴力頻傳，為什麼48%~75%的施暴者可以不罰、不起訴？）。
我透過網路，運用鄉民的力量，把不合理的控訴變成全國關注。對方透過各種管道，想要和解，我不僅拒絕，也要求賠償金捐給醫院和醫勞盟。可見我不攻讀法律，也有辦法應付醫糾，還能在大學教授「醫學倫理與法律」（延伸閱讀：醫護人員對醫療暴力的內心吶喊）。
發生醫療糾紛 立刻報警
我發現，一旦發生醫療糾紛事件，要立刻向警方報案，讓公權力介入，只要進入司法程序，就不必到衞生局進行協調，也無需理會外界的和解關說，只要一句「進入司法程序，不便多說，謝謝關心」即可打發。
如果家屬刻意設計對話內容，羞辱、挑釁，刺激醫師的情緒反應，趁機錄音，或是設計與其他醫護人員的對話，製造矛盾與衝突，營造有利於他們的事件假象，不要隨之起舞。
我建議醫師看診要錄音，如果不幸被告，狀子務必清楚記錄治療經過，用螢光筆標記，便利法官閱讀。對付醫療暴力，當下用臉書直播，對外公開，並向警方報案，保護自己。
當病人或家屬與醫事人員發生衝突，醫院要立即向警方報案。
至於手術同意書，除了使用衛福部的制式版本，還要有補充說明書，列下所有可能發生的併發症以及對病人、家屬疑問的回答，最後由對方簽名蓋章。
醫療糾紛帶來的傷害，讓我和病人開始保持距離，我好幾年沒有辦法記住病人的名字，即使是上禮拜開刀、死亡的病人，我都想不起他們叫什麼。以前我不是這樣的，和病人有說有笑，也許是時間淡化傷痛，最近我又可以記住他們了。
走過這起醫糾，現在的我對自己的醫術更有信心，能安心放膽採用更艱深的技術，全心救治病人，我從此恣意遨遊醫療世界，就算有家屬惡意控訴，也知道如何應付。
感謝那個病人，讓我在行醫路上變得堅強。雖然我從小沒有立志從醫，直到進入這一行，才發現我有天賦，可以開刀助人，獲得成就感。縱然曾經心冷，我還是熱血沸騰。
案例評論
《Dr.131醫生醫》邀請熟悉醫療、法律的專家，以匿名方式，客觀公正評論醫療糾紛案件，希望醫病雙方從案例中學習，增進溝通，避免對立。
專家認為，如果本案醫生在手術前，確定病家確實知道病人開刀，極可能死亡，或許就不會有此憾事。以下是評論內容：
一，誣告的定義
本案醫生在獲判不起訴之後，以刑事、民事，雙重反控家屬誣告，這在法律上無法成立。誣告係憑空想像或假造事實存在，入人於罪，並非因為醫療糾紛內容而成立。本案有醫療行為，醫療事實存在，不符誣告定義。
二，看診可以錄音
醫生錄音可以保護自己，要注意的是，內容必須妥善保管，不得外洩，否則會侵犯病人隱私，也涉及洩密罪。醫生錄音時，可以選擇是否告知病人，如果對方阻止，就要停止。
三，治療前說明風險機率
醫病雙方因為對醫學認知不同，對治療的死亡率認知有很大差距。雖然本案醫生在手術前4次告訴病人和家屬，手術一般死亡率有1%，以該病人的情況來說，死亡率是3%，是三倍之多，可是，病人會認為，3%機率不高，沒有想清楚死亡就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一旦發生，機率就是100%。
假設本案醫生在4次說明中，同時詢問病家「萬一你家人開刀不幸死亡，你有做好心理準備？」，引導病家認真思考病人很可能在手術過程或是術後死亡，一旦意外發生，他們就能接受事實，不致心有不滿而產生醫糾。
此外，本案醫生在手術前告知死亡率，做法正確。尤其是高風險醫療，一定要事先說明可能的意外，如果等到發生之後、或是手術半途中才說，會引起病家不滿。
四，溝通不等於妥協
本案醫生因為醫糾官司，在醫界成為不向控訴者妥協的象徵。其實，不妥協不代表停止溝通，即使發生醫糾官司，醫生仍然要化解對立，設法和病家建立良性互動，只有透過溝通，才能解決醫糾。
五，醫院與醫生是生命共同體
本案醫生在2011年遇到醫糾案，或許當時院方關懷不夠，無法讓他感受醫院的援助。不過，近年來隨著醫糾案件增加，醫院有連帶責任，院方應該知道醫生是生命共同體，設立「醫糾處理及關懷委員會」，協助解決，甚至承擔所有責任。
圖片來源：Pexe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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