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，一位接受婦科手術的病人，因為過程中沒有麻醉專科醫師參與，缺氧過久，成了植物人。妹妹花費數百萬元的醫療費照顧她，為了追查真相，向多位專家請教麻醉藥物和麻醉過程，還花了近80萬元打官司。雖然2次敗訴，依然不放棄，她相信老天會讓姐姐醒過來，可以認得自己。以下是她的自述：
我的姐姐患有子宮肌瘤，2011年在南部一家地區醫院治療。2015年舊疾復發，回到醫院手術，醫生建議摘除子宮。
4月6日清晨6點，姐姐準備進開刀房，我在外面等候。豈料到了7：30，婦科醫生出來告訴我，上完麻藥，姐姐的喉嚨好像卡住，管子插不進去，心跳下降，他快嚇死了，手術沒有進行。經過急救後，要轉送醫學中心。
婦科醫生言語傷人：「不是送一塊肉去急救」
我擔心姐姐缺氧太久，會變成植物人，這名行醫30年的婦科醫生竟回答：「我們不是送一塊肉過去！」，好傷人的話語！
沒想到我的擔憂成真，醫學中心診斷姐姐缺氧，腦部病變，成為植物人，從那天開始，她不能言語、無法行動，生活功能完全喪失。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，詢問婦科醫生未果，向衛生局申訴，協調失敗，於是，提出刑事、民事訴訟。
法院調解過程中，婦科醫生自認沒有疏失，表示要盡道義責任，賠償72萬元，他認為，我姐姐活不過3年，打算以3年時間分期給付，他的言詞再度傷害我和我的家人！
我決定追查麻醉過程發生了什麼事？姐姐缺氧了多久？為什麼手術沒有找麻醉科專科醫生？還有，那個婦科醫生對我有什麼隱瞞？
我收集護理記錄單，上網找醫療、法律專家求教，多次查詢麻醉藥、醫學英文名詞等資料。這7年來，我對醫療過程與麻醉藥物有更進一步的了解，然而，這一切辛苦非外人所能想像。
根據那一分記錄單，麻醉護理師在6：50施打Propofol和Atracurium麻醉誘導藥物，5分鐘後，姐姐發生喉頭支氣管痙攣，無法插管，血氧濃度降到80%，婦科醫生使用藥物和氧氣面罩。
到了7：03，婦科醫生通知麻醉科醫生前往醫院，在他抵達的途中，姐姐生命徵象不穩，接受心肺復甦術急救，直到7：15，稍有改善，血氧濃度是60%。麻醉科醫生到達後，7：20順利插管，生命徵象恢復，血氧濃度為100%。
8點半，救護車來了，到了醫學中心急診室，已是8：54，姐姐此時休克、呼吸衰竭，昏迷指數只有3，被送到加護病房。
本案病家調查發現，姐姐的手術沒有麻醉科專科醫師參與，由婦科醫師執行麻醉。由於隔科如隔山，導致姐姐缺氧過久，變成植物人。
婦科醫生又開刀又麻醉 一人身兼二職
我以這分記錄對照醫生在病情訪談上的說詞，發現其中疑點重重，強烈懷疑記錄造假。如果我姐姐經過婦科醫生急救，血氧濃度達100%，為什麼醫學中心後來判定她休克、呼吸衰竭及重度昏迷？
手術當天，婦科醫生一開始並沒有找麻醉科醫師，當時他正在戶外運動，直到姐姐不能插管，接到婦科醫生來電，才穿著運動服趕去醫院。
後來在第二次的病情訪談中，他告訴我，原本不知道有這檯手術，他是臨時被找來幫忙，我才明白原來婦科醫生不但開刀，還包辦麻醉，一人身兼二職。
我查到健保署規定，全身麻醉的手術限定麻醉科專科醫生進行，才有健保給付，這是病患的基本權利，但是，比對姐姐的麻醉記錄單，麻醉醫師欄位是麻醉護理師的名字，出院病歷摘要記載「困難插管」，是由那名護理師發現的。
如果是婦科醫生施行麻醉，麻醉醫師欄位為什麼不是他的名字？因此，我認為是麻醉護理師執行，婦科醫生害怕有密醫罪，只得一肩扛起麻醉責任。
本案病家因為姐姐變成植物人，需要照顧，不僅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大亂，情緒也大受影響。她只想問，醫審會偏袒醫生，誰來為她的姐姐伸張正義？
醫審會與健保署法令相抵
我在刑事、民事官司上提出質疑，可是，衛福部醫審會卻表示，依據「醫師法」第28條，具醫師資格者就可以執行全身麻醉，不必限定麻醉科專科醫生，醫審會的解釋顯然與健保署規定不同，同樣都是衛福部的單位，法令卻自相矛盾！
其實，Propofol仿單的警語及注意事項就載明：「醫師執行外科手術，不可自行使用Propofol2%，只能由麻醉科專科醫師或在他的監督下使用。」我更查到美國麻醉醫學會臨床指引，提到手術中使用Propofol，要由受過麻醉訓練的醫師給藥，不該由執行手術者給予。
我甚至還查到這個婦科醫生在1990年，只接受一個月的麻醉訓練，竟然不顧病人安全，獨自使用Propofol執行全身麻醉。
本案病家不具醫療背景，自行追查姐姐的手術過程，其間辛苦旁人無法理解。她原本期盼司法能還姐姐公道，豈料醫審會令她失望，她的心境如同掉入海裡，孤單無助。
婦科醫生違反麻醉藥使用規定
檢察官曾經就此詢問台灣麻醉醫學會，根據他們回覆，現在醫療專業分工精細，婦科醫師無法同時兼顧麻醉與手術，遑論使用深度鎮靜的Propofol，可是，判決書並沒有採納醫學會意見。
肌肉鬆馳劑的Atracurium也同樣在仿單上規定，要由有經驗的麻醉科醫師密切監督。我問過麻醉專家，施打Atracurium之後，病人無法自主呼吸，必須在2~3分鐘內插管，一旦停止呼吸，缺氧3~4分鐘，腦部受損，會導致死亡。
對照護理記錄單，我姐姐在6：55發生喉頭支氣管痙攣，婦科醫生只給予氣管擴張劑、類固醇和氧氣面罩。然而，她已經不能自主呼吸，氧氣面罩有何意義？
在麻醉醫生到院後，7：20插管，我推算姐姐缺氧最少20分鐘，如果婦科醫生臨機應變，一發現她不能自主呼吸、無法插管，馬上氣切，她也不會變成植物人。
不可思議的是，手術室記錄單、麻醉照會單上「麻醉危險性等級評估」「麻醉方式」「麻醉主治醫師」「麻醉訪視醫師」等欄位全是空白，到底誰是這場手術的麻醉醫師？誰來為麻醉後果負責呢？
還有，婦科醫生使用的麻醉同意書是1995年版本，殊不知衛福部已經在2004年修改，要求麻醉醫師說明麻醉風險並且簽名，也要記錄麻醉建議方式，保留病人同意聲明。由此可見，他完全輕忽麻醉安全。
針對使用舊版同意書，衛生局函詢衛福部，衛福部認為，1995年舊版沒有完全涵蓋衛福部的同意書格式，形同婦科醫生沒有善盡告知責任，違反醫療法第63條。
本案病家查到為姐姐執行麻醉的婦科醫生，只接受過一個月的麻醉訓練，竟然大膽到敢執行全身麻醉，造成醫療疏失，法官卻判他無罪。
法院判決離譜
令人不解的是，民事判決竟然無視衛福部解釋，認為婦科醫生只是違反行政規定，推說姐姐在2011年接受子宮肌瘤切除，施行半身麻醉時，婦科醫生已經說明麻醉的風險，判定她4年前就已知曉，醫生沒有未盡告知義務！
這是什麼推論？半身麻醉的風險等於全身麻醉嗎？何況事隔4年，姐姐不是醫療人員，如何能記得麻醉風險與麻醉藥的副作用？法官沒有同理心，甚至當庭說我收集資料，增長了醫學知識，如果易位而處，她願意遇到醫療糾紛嗎？
雖然刑事沒有起訴醫生、民事一審敗訴，我仍舊不放棄，要爭個公平公道，不惜進入民事二審。想想姐姐的美好人生突然斷送，我的生活步調跟著打亂，也影響了工作。然而，陪著姐姐走這段艱辛的道路，我無怨也無悔。
我帶著她到外縣市的醫學中心接受高壓氧治療，下班後搭火車趕去探視，還帶她看中醫，針灸治療、做復健。她曾經因為劇烈咳嗽，導致鼻胃管磨擦，造成胃出血；尿道感染發燒，忍受痛苦，她也許不想這樣活著，可是，老天沒有帶她走，我就有一絲希望。
我相信，老天有一天會讓她醒過來，可以認得我，更希望類似的不幸不再發生。只是那個婦科醫生現在某家醫學中心看診，會不會又發生其他糾紛？我只能向天祈求。
圖片來源：Photo AC、Pixab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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